张明

    前段时间，我发现《变量》这本书突然间充斥于各大机场书店。《变量》是我的朋友与同事何帆教授的大作，迄今已经销售了三十余万册了，已经成为2019年中国图书市场的一个重要现象。但前段时间杂事太多，一直无缘打开这本书。直到最近收到何帆教授的签名赠书，才正式开始阅读。但没想到，一拿起书就放不下来，差点错过一部神品。

    何帆教授的《变量》这本书，写作于2018年。应该说，2018年是一个不确定性频发、信心显著低迷的年份。在这一年中，中美贸易摩擦明显加剧、中国经济增速显著下行、民营企业家缺乏信心、股市大跌与债市暴雷并存。然而，《变量》这本书的基调是乐观的。这本书的主旨，一言以蔽之，是在慢变量中去寻找小趋势。其实，早在去年年底，在一次陆铭教授组织的活动上，我就听过何帆教授讲过这本书的主题，但半个小时的演讲时间很难让我全面把握他的思想，直到读完这本书才得以一窥全貌。

    快变量犹如海面上的波浪，而慢变量犹如海面下的洋流。虽然快变量让人眼花缭乱印象深刻，但决定事物或社会发展的，最终是慢变量。相比于大趋势，小趋势是指小众群体发生的变化。在未来时代，可能小众才是主流。何帆教授把这种从慢变量中观察小趋势的方法，称之为“大树模式”的叙事手法，也即既看全貌、也看细节。“一边观察嫩芽与新枝，一边不断把目光拉回大树这一母体，去感受母体的生命力”。

    在《变量》一书中，何帆教授重点关注了三个慢变量：技术创新、工业化与城市化，在此基础上发掘出五个小趋势：大国博弈、技术赋能、新旧融合、自下而上与重建社群。这本书分为五章。第一章介绍本书的研究方法。第二、三、四章分别论述技术创新、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最新进展。第五章以重建社群作结。

    2018年中兴通讯事件暴露出中国经济在核心技术方面存在的软肋。那么，未来中国应该转为大力发展核心技术呢，还是应该继续遵循比较优势发展应用技术？本书的答案是后者。极飞公司把无人机用于新疆的棉花市场，云迹公司把机器人用于酒店服务业。这两个案例都说明了为技术创新寻找适宜的应用场景的重要性。寻找应用场景有三个步骤，一是选择最适宜的应用场景（“在看起来距离新科技最遥远的地方，新科技的应用场景反而最多”）；二是根据市场环境调整技术自身；三是通过改造来创造出一个全新的生态系统。何帆教授认为，技术创新必须遵守“群众路线”。这就意味着，中国的技术创新必须充分发挥中国的两个独特优势，第一个是工程师红利，这就意味着中国应该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研究与开发”，第二个是巨大的市场红利，这就意味着中国应该大力发展“市场引致型的研究与开发”。而所谓的“群众路线”，就是专注于应用技术的快速引用，再从引用技术反作用于核心技术，用强大的市场力量诱使核心技术与自己一起演进的战略。而在技术创新方面的一个反例则是拼多多，尽管其精准的定位实现了快速崛起，但其无法为目标客户赋能，而仅仅是榨取目标用户的购买力，因此注定前路坎坷。

    互联网企业在很多行业高歌猛进、攻城略地，却在汽车这个最传统的制造业遭遇了顽强抵抗。目前很多互联网企业的造车运动陷入了窘境。一个核心的原因，在于互联网企业善于运用大数据，但传统制造业的优势是“小数据”。后者是跟某个具体客户的深度体验、某个具体生产环节中的微妙变化有关的数据，例如传统汽车行业在安全性能、制造工艺、制造流程等方面积累的数据。互联网行业精通面向消费者的技术，但在生产流程、生产工艺等方面并不在行。蔚来、小鹏等汽车在造车环节均采用了代工模式，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不得已的妥协。海尔这家传统制造企业已经演变成为一个“去海尔化”的开放创新平台，这种传统企业的反击要比互联网企业更加激进。换言之，在工业化方面，存在明显的新旧融合新旧转化现象，甚至“攻守之势异之”。例如，在物联网时代，拥有硬件优势的制造业企业甚至有机会反败为胜。“老兵不死”的原因，在于它们正在顺应时势展开调整。

    在城市化一章，《变量》一书重点分析了东莞与义乌这两个非典型城市。东莞的特色在于，完全没有市中心，这是一个完全由市场力量自发驱动而形成的多核城市，看似混乱无序，实则具备了旺盛的生命力，这可能是一种“全新的城市物种”。而义乌则是在城市规模收缩过程中依然保持了顽强的生命力与竞争力的代表性城市。尽管义乌同样面临产业转型与外部冲击的压力，但义乌的企业擅长“在市场的夹缝中求生存，通过强大的信心渠道相互交流、高效试错”。而义乌实现“精明收缩”的关键，则是保持了对外来人口的开放性，并营造出一种包容、自由的城市气氛，如此才能形成针对潜在风险进行及时调整的高效反馈机制。而书中DNA Cafe的案例则说明，在互联网时代，最具有“颜值”的城市市区会蜕变重生，而一个城市的老城、旧城和城中村则更容易在这种“颜值革命”中获益。而随着城市由“碳基城市”发展为“硅基城市”，城市的空间布局将会发生巨大变化，“位置、位置、位置”的房地产金科玉律未来未必继续适用。总而言之，自上而下的城市化模式已经不能持续，中国的城市化未来必将遵循自下而上的新型城市化模式。

    位于北戴河黄金海岸的阿那亚，与其说在卖房地产，不如说在卖一种社群文化。随着物质文化的日益丰裕，人们将会更多地挑选自己生活的邻里与社群，因为社群文化能够给人们带来慰藉与希望，也能够帮人们更好地发现自我。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在担忧留守儿童自身的问题以及可能给社会带来的潜在冲击，却没有意识到，在师生比日益提高、高考压力显著下降的农村学校，其实更容易实现教学改革。如果农村学校能够给孩子提供更加平等、包容、自信、乐观的社群环境，这些学校其实要比生产线式的城市学校更加接近于教育的真谛。这就是《变量》这本书市场提到的“剧情反转”：劣势可能会变成优势，绝路可能会变成生路。

    应该说，我就是何帆教授在书里批评的那种“用过去的确定性去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容易变得越来越悲观”的人。用纯粹的经济学框架展开分析，就很难对当前全球经济与中国经济增长前景非常乐观。尤其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效率持续下降这一宏观问题，似乎一时很难找到合适的破解之道。因此，阅读何帆教授这本以个人调研为基础、讲述中国微观故事的书，的确有助于拓宽我的视野，提振我的情绪。更有幸的是，这本书只是何帆教授未来三十本书的第一本。何帆教授决定在未来三十年时间内，每年写一本书，通过他利用“大树模式”、从慢变量中探寻小趋势的方法论，来讲述他眼中的中国故事。如此宏大的制作，的确有写出中国版本的《光荣与梦想》之势。

    何帆教授，在我看来，的确是写作这种“中国故事”编年史的最佳人选之一。我与何帆教授在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同事接近十年。他事实上也是我的师兄与老师。他兴趣广博、涉猎甚多，擅长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分析融为一炉。记得我曾经在自己的博士论文后记中，把何帆教授的研究风格比喻为屠龙宝刀，正所谓“重剑无锋、大巧不工”。而何帆教授则更加神往于“四十岁之后不滞于物，草木竹石均可为剑。自此精进，渐入无剑胜有剑之境”的境界。他的演讲与写作均自成一派，令人印象深刻。我颇为激赏的，是他文中时而迸现的冷幽默。我能够想象出来，当他在笔记本上打下自己颇为自得的一句话后，他一定会抬起头来，拈（呵）花（呵）微（傻）笑（乐）。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中国这艘帆船走出历史的三峡，应是大势所趋。我们不只是看客，更应是参与者。我希望何帆教授这一系列书籍，在未来读者的眼中，能够成为解锁数代人之前社会思潮与心灵轨迹的难得文献。我很高兴我能亲历这套文献的写作全程。

    《变量：看见中国社会小趋势》，何帆著，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1月版。

（笔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研究员、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